摘要：
    中国画是中国人特有的绘画，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但是，中国画大系中的花鸟画，无论其题材还是表现形式，却是在外来绘画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种绘画形式。
    关键词
    花鸟画、佛教绘画、凹凸花

    在中国绘画大系中，人物、山水、花鸟三足鼎立，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她们维系了中国绘画艺术独特的形式面貌和整体的语言体系，并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中华民族本土文化和精神的象征。但是，中国绘画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发展起来的，尤其在她孕育成长的早期，是在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中，受多元文化和不同民族绘画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形式语言的绘画体系。从表面看，中国的花鸟画是具有鲜明的形式特征和独特的表现语言，如在形式语言上，她有别于西方的瓜果、花卉、动物等题材的“静物”画，更不同于罗马、波斯等地织物、瓷器和工艺用品上的动植物图案；在情感表现上，她不以娱人耳目为宗旨，仅以表情写意造境为目的，是一个独立于其它任何绘画形式的艺术形式。正因为她所呈现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所以常常很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完全本土化的错觉。但是，如果我们客观地从她的表现题材和形式语言上追根溯源，就会发现，中国花鸟画和中国人物画、山水画不同，它更多地受到了外来绘画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在中国绘画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几次较大的东西方文化的大碰撞，最具有深远影响的是东汉末年的佛教涌进和十七、十八世纪的传教士的东渐，在这些东西方不同画风的交融中，东汉末年的佛教东渐对中国绘画尤其是花鸟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它甚至推动了“花鸟画”作为一个独立画科产生的进程。佛教不仅带来了宗教教义，还带来了新的表现题材和描绘形式。
    一·题材
    作为“花鸟画”，花卉等植物题材是必不可少的，缺少了“蔬果药草”、“花卉植物”也就没有了花鸟画的基础。但是，在佛教绘画传入中国之前，尤其是远古的史前绘画，其表现主题主要是以动物（人物）为主。飞禽走兽等动物画始终伴随着人物形象出现在岩画、彩陶、青铜铭纹和纺织纹饰中。在中国远古绘画中，动物形象被大量的表现并不奇怪，这是因为动物与先民狩猎和牧耕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同时，动物的某些特殊机能也常常能使人产生仰慕和崇敬的心情，先民们甚至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喜怒哀乐都附会到动物身上，并认为人与动物可以易形。《诗经·商颂》中就有“天命玄鸟，降以生商”的记载。大量野生动物的驯化饲养、对动物某些超人力量的敬仰崇拜和远古宗教图腾的影响，都使动物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动物形象早就被表现，但是，花卉等植物则很少被描绘，尤其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无论在器物和织物上，都较难觅其踪影，汉之前几乎是一个无花无草的动物时代。中国画种类的划分是以表现题材为依据的，无花无草也就无从产生“花鸟画”，只有当花卉蔬果等植物题材被描绘时，才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画种。在中国绘画中，花卉作为题材在画面上被表现，主要还是受到了外来绘画的影响，尤其是佛教绘画的影响。
    在中国绘画中，花卉作为表现的主体，最早见诸记载的是和佛教绘画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东汉初年白马寺在洛阳的落成，佛教带着她的教义和绘画艺术一起涌进了国门，一场轰轰烈烈的开凿佛洞和兴建寺院的运动在以后的千年间延绵不断。佛教的兴盛，佛教艺术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外绘画交流日渐频繁，许多外国和西域画家也随着佛教涌向了内地，如南朝齐、梁间就有西域僧人智积菩萨在吴中一带的寺院中绘制佛像。又有南亚画家“干陀利”也在南梁时期广泛传播佛画。陈·姚最在《续画品》中记载了释伽佛陀、吉底俱、摩罗菩提等三位“外国比丘”带来的新颖的画风和全新的形象。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也记载了许多这样的实例，如隋文帝时就来到中国的“天竺僧昙摩拙叉……亦善画”。赤乌四年（公元241年），西域僧人康僧会携带佛画在建业（南京）设像行道。佛教绘画“本身故事”中所描绘的大量动植物形象使国人大开眼界，如：敦煌壁画的《狩猎图》、《鹿王本身故事》等独立的动植物画，使时人惊讶地发现：原本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花草鱼虫，飞禽走兽描绘到画面中是如此楚楚动人，生动可爱。逐渐地，一种以动植物作为独立表现主题的绘画被人们所接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花鸟鱼虫也成了绘画表现的主题，同时出现了大量专擅和兼能动植物的画家。
    二·形式
    西域画家和“西国佛画”不仅带来了新的表现题材，还带来了使人耳目一新的表现形式——“凹凸法”。这种“凹凸法”在京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之出现了大批的追随者，三国时期的吴地曹不兴就深受其影响，他在民族绘画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外来营养，终于在画史上赢得了“佛画之祖”的美誉。受“凹凸法”影响最大的要数梁时画家张僧繇了。张僧繇出生于吴中，是六朝最具影响力的画家之一，唐代画家对他推崇备至，认为他的绘画“骨气奇伟，师模宏远，岂惟六法精备，实亦万类皆妙”。相传他在南京一乘寺用天竺（印度）法画壁画，大量使用了“朱及青绿”等色，使观者“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乃平”。张僧繇所运用的这种染色技巧引起了时人的轰动，人们干脆改称一乘寺为“凹凸寺”，后人将用这一方法所绘花卉称为“凹凸花”。
    这朵“凹凸花”实际上是印度佛教绘画中的浓淡晕染法，但是，印度佛教绘画自身并非纯正的本土艺术，它是受希腊人审美观影响而创造的一种希腊－－印度式的佛教艺术，也即犍陀罗艺术。虽然犍陀罗艺术的原始风格基本上是以线条为主要表现手段，但随着绘画技艺的提高和审美思想的变化，它吸收了希腊绘画中以明暗表现物体的技巧并揉合了本民族的审美情趣，创造了一种在二度空间上表现三度空间的“身若出壁”的三维效果。犍陀罗艺术原本就是希腊和印度的“混血儿”，佛教绘画自然也带有西方和东方艺术的痕迹。这种烙有西方印记的东方风格也随着不断东进的佛教闯进了国门，它们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中国绘画观念的改变和技法的发展。
    “凹凸”法是一种用颜色的不同浓淡层次“染”出光感和立体感的技法，它与中国传统绘画设色的方法有显著的差异。中国绘画的上色方法是“赋彩”，如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描绘“蝉雀”画始祖顾骏之时，形容他在“赋彩制形”上“皆创新意”。谢赫这里的“赋”实际上是“傅”的异体，“傅”就是“涂”，“涂”是一种基本不分浓淡的施彩法。中国绘画的这一施彩技法由来已久，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汉墓《龙凤人物帛画》到楚墓旌幡，无论颜色用得淡雅还是浓艳，它们基本上都是运用勾线涂色的方法上色。平涂施色法在形象的塑造上必须借助于线，只有用线才能描绘物体，界定形象，这样，线条就成了中国绘画的灵魂。而“凹凸花”的设色施彩方法却不同，它主要采用“染”法，用同一色相不同的浓淡变化进行染色，这种方法能很好的表现出物体的明暗关系和立体感。为了更好地表现物体的光感和立体感，它必定要削弱线条的作用而强化明暗浓淡和色彩关系，这一新的表现形式完全打破了中国业已建构的审美框架，使得时人“世咸异之”，连见多识广的姚最也“无以定其差品”（《续画品》）。显然，早期的画工们还不太容易将业已习惯了的表现形式——平涂改变成晕染，聪明的画工们就根据对象的体面，具有创造力地运用了一种以不同浓淡深浅的色线进行分块圈染的方法。在描绘时先以淡色铺底，然后沿花卉的四周用相同或相近色相的色线一圈一圈地向里圈染，越向里色线就越浅，越接近平涂的底色色线就越淡，直至同色叠晕。如敦煌第二五四窟壁画，中心柱东龛南侧以及大量的藻井饰花都是这种圈染法的典型代表，敦煌早期壁画中的形象，有许多运用的都是这种方法。我们从古籍中“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乃平”的记载上可以看出，张僧繇所绘“凹凸花”运用的就是“圈染法”。这是因为圈染法有一定的色阶差异，这种色阶差异只有在一定的距离下才能由“眼晕”的错觉产生凹凸感，近看只能是一圈圈浓淡变化的色线。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张僧繇的“凹凸花”所运用的方法大体上和敦煌壁画所呈现的面貌一致。这种“圈染”法实际上是由平涂向晕染转变的过度方法，但是，这种方法不久就被另一种一边亮一边暗的“晕染法”所取代。如同窟西壁中部的“白衣佛”，用赭墨沿衣纹线一侧向另一侧分层晕染，以色彩的浓淡染出物体的明暗层次。最早将这一技法运用到卷轴画中的是东晋画家顾恺之，他在《列女仁智图》中运用了由“圈染”发展而来的“晕染”法（注1）。敦煌壁画和顾恺之所使用的这种“晕染”法直接影响了中国绘画染色的发展方向，直至今天我们还一直使用。 “圈染法”是中国绘画中所特有的一种表现光感的技法。在传统中国绘画中从来都没有光的概念，当印度佛教绘画将“光”带入中国时，中国画工们措手不及，他们只能照搬，但传统的技法和既定的思维模式使他们又不得不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改造它，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用不同层次的色线从物体的四边向中心“圈染”的“凹凸法”就应运而生了。但是，表现光终非中国画工们所长，逐渐地这种以表现光为初衷的圈染凹凸法向以表现物体的层次变化方面发展，明暗关系淡化了，物体的层次感增强了，并最终由“凹凸染”发展到以表现平光层次为目的的“浓淡染”。
    这朵由印度传人中国的“凹凸花”对工笔花鸟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传统的晕染法是以平染为主，注重表现物体的平面效果，具有很强的装饰性，不以表现物体的空间关系为目的。“凹凸法”给传统的绘画形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这种“平染”逐渐发展成有层次的“浓淡染”。由平染到浓淡染是一次飞跃，它使得中国绘画开始从注重装饰的平面表现上解放出来。描绘手法的进步促进了表现形式的发展，拓展了表现题材，丰富的浓淡层次可以染出“蝉雀”透明的翅膀和轻盈的羽毛，这样工笔花鸟画就有了深入细腻地刻画形象的手段和能力，飞禽走兽等动物画也就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的重用表现题材之一。
    佛教绘画中大量的动植物图形的描绘，使中国人认识到了它的审美价值，尤其是花卉那独特的形象和色彩所呈现出来的美感，更是使国人意识到了花草的魅力，当花卉草虫，飞禽走兽等形象作为独立表现的主题时，花鸟画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一在佛教绘画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绘画，其表现形式和技巧更容易受烙上外来画风印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花鸟画是在佛教绘画的影响下开花结果。

    注1：虽然顾恺之的此幅作品是后人的复制品，但这种古朴的表现手法还清晰地保留在画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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