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绘画史上，飞禽走兽等动物画出现得最早，在原始绘画中，它始终伴随着人物形象出现在岩画、彩陶、青铜纹饰中。
    岩石是最古老最原始的绘画载体，原始先民们的最初刻画都是在它们上面进行。如果说岩画还比较稚拙古朴，那么出土于浙江余姚河母渡新石器遗址第四文化层的骨刻双鸟纹则形象简洁生动，刻画细致入微，竟然将鸟羽的细毛都刻画出来。还有一件猪纹钵，造型严谨，刻画生动，形体准确，充分表现出了刚被驯养的野猪的形象特征。
    在彩陶上也绘有大量的动植物纹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较具象的鱼、鹿和禽类、爬行类动物的图案。如出土于河南临汝阎村陶缸上的鹳鱼石斧纹，在一只敞口直腹平底的橙红色砂陶缸上，绘有一右向侧身伫立的鹳鸟，通体白色，口叼一条大鱼，鹳鸟面对一柄石斧。从缸体图形的处理上看，此图与其它彩陶纹饰有较大的差别：首先，它不采用彩陶纹饰中常用的变形夸张手法造型，而是尽可能地运用写实的手法描绘物体，更具有自然真实性；其次，它不运用纹饰图形中常用的“适形”方法装饰缸体，而是采用满构图法将器物布满图形，更具有绘画性，完全是一幅完整的具有一定思想内容的可以独立欣赏的绘画作品；再者，它表现技巧纯熟，鹳鸟造型简洁生动，线条运用流畅挺键，具有一定的形式美感。从这些原始人类留下的艺术形象上可以看出，他们不仅能熟练地运用各种“适形”纹饰装饰器物，还逐渐掌握了造型、线条、色彩和构图等绘画规律，由此可见，中国花鸟画的起源很早，它和岩画艺术一起诞生，与彩陶文明一起孕育。
    如果说岩画、彩陶纹饰中的动植物图形还仅仅是原始先民朦胧的描绘，那么青铜时代的飞禽走兽则是作为宗教和装饰的自觉表现。原始社会末期，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后，原始的狩猎和牧耕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手工业的生产规模迅速发展，并有了明确的分工，出现了从事金、玉、石、木、漆、陶等各种专门技艺的劳动者，合理的分工使得专业工匠也就有了更多的精力来从事绘画工作。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借助于旌幡帛画、染织图案、漆器壁画、玉石雕刻、青铜铭纹不断反复地被描绘，使它无论在表现技巧、形式手法和造型能力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最能代表这一变化的就是青铜纹饰中的各种夸张、变形和写实的动物铭纹了。
    青铜纹饰中表现的动物题材非常广泛，不仅有变异夸张的饕餮、夔龙纹，还有生动自然的牛纹、蚕纹、象纹、鹤纹、蝉纹等。商、周青铜器不仅动物图形纹饰精美，还有大量直接采用完整动物形象铸造的器皿，如象尊、四羊尊、驹尊和鸭尊等。这些动物造型的青铜器形象生动，概括力强，能准确地抓住不同动物的典型特征。春秋战国以后的青铜器，经常出现写实的动物铭纹，如《宴乐水陆攻战纹壶》中的大雁、狗、鱼等动物形象。除了这些附属于人物图案的动物形象外，还有一些造型准确、形象生动，刻划精微的以动物为主体的纹饰，如山西浑源出土的鸟兽纹壶上一群首尾相接，低头觅食的野鸭，它们身上的羽毛毫发毕现，背羽、腹羽、飞羽和尾羽等不同部位的羽毛的不同质感和特征都刻划得淋漓尽致，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比现代动物白描画还要准确生动。
    大量野生动物的驯化饲养、对动物某些超人力量的敬仰崇拜和远古宗教图腾的影响，使动物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青铜铭纹中用大量的动物图形来进行装饰外，动物还被广泛地描绘在各种器物和环境中。如《周礼·冬官考工记》中就记载了用特有的动物来表示特定的含义，如龙代表水，鸟、兽、蛇代表四时。西周、春秋时期，某些特定的动物形象已具有了文字符号的含义，它们逐渐演变成为“官称”、“爵位”、“冠冕车服之饰”。秦汉时期，汉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充分认识到绘画是最好的歌功颂德工具，于是在宫廷中设立了兼具绘画制作职能的“少府”。“少府”下属有“黄门署长、画室署长、玉堂署长各一人”（《后汉书》），“署长”由太监担任，管理画室内的“黄门画者”和“尚方画工”，汉元帝时的著名画工毛延寿就是当时的“黄门画者”。汉明帝时又“别开画室”，并“别立画官”，“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注4）。”汉代宫廷皇家“画室”的设立，加之帝王的雅好和社会上所流行的厚葬之风，以花鸟鱼虫、飞禽走兽为题材的美术作品比重也逐渐加大，虽然此时它还没有脱离其在绘画中的从属地位，但它已成为绘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如在四川出土的画像砖上，在表现“戈射”、“收获”、“捕鱼”的画面中，描绘了大量的动植物。从这些被大量描画的动物形象上，我们可以体察到中国古代人民就已有了描绘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的社会基础和高超的表现能力，花鸟作为一个独立的绘画形式在中国产生是绘画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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