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国后，承继西蜀、南唐旧制，在宫中设立了制度严明、管理有度的“翰林图画院”，网罗天下人才。当时先后灭亡的后蜀和南唐画院画家跟随其主进入京师汴梁，后蜀画院画家黄筌父子、高文进父子、高怀宝父子和南唐及后周山水画家赵干、关同、郭忠恕、周文矩、董羽、董源和徐崇嗣等先后进入画院。“翰林图画院”同时也吸引了大批中原画家，他们纷纷涌入画院，这样北宋画院在创立之初就具备了雄厚的创作力量。南宋偏安后，依照北宋旧制在江南也设立了画院，并使当时的绘画创作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徽宗不仅酷爱绘画，自己也参与其中亲自实践，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在画院的体制和建设上他实施了许多新举措：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国子监太学创立“画学”一科，“教育众工，如进士科下题取士，复立博士，考其艺能”（《画继》）。这在封建教育体系中正式增加了绘画教育的内容，直接为画院培养人才；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画学”科并入画院，使得画院的人事制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采用考试的办法选用人才，从此画院和封建科举制度紧密相连。
    宋代皇室贵族对绘画的热爱、社会对绘画的需求、大批画家的投入，使得两宋工笔花鸟画进入到了一个辉煌发展的时期。宋《宣和画谱》将当时各种绘画共分为十门，其中花鸟、蔬果、龙鱼、墨竹、禽兽就占去了五门（按照现在的分类法，上述五门都属于“花鸟画”范畴）。由此可见花鸟画在宋朝的日常生活中所占比例之大。宋代花鸟画不久题材广泛，从事花鸟画创作的画家也众多，创作作品丰富，仅据《宣和画谱》所载，当时宫廷所收藏北宋三十位画家的花鸟画作品就达两千件以上。宋初，黄筌父子、徐崇嗣和大批五代时期的花鸟画家一起进入北宋画院，这使得宋画院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但是，宋代的这个起点却是以黄家父子为代表的重色轻线的“富贵”风格为代价。虽然黄筌在进入北宋后不久就逝世，但他的儿子黄居     采 却一直在画院中服务，并受到太祖、太宗的赏识，“委以搜访名画，诠定品目”（《图画见闻志》）的重任。由于黄氏父子在画院中的地位，终使“图画院为一时之标准，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宣和画谱》）。据《图画见闻志》记载，宋初学黄派的花鸟画家就有六人，而无一人学徐熙，可见他对北宋花鸟画的影响。
     宋初以黄氏父子为代表的“富贵”画风虽然得到了当时主流社会的欣赏，并成为品评优劣的圭臬。但是，随着宋代市民阶层的逐渐兴起，绘画艺术开始慢慢地由皇室走向民间。绘画环境的改变，其形式风格和表现技巧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花鸟画“自崔白、崔悫、吴元瑜既出，其格遂大变”（《宣和画谱》），原本艳丽的“富贵”画风逐渐被“野逸”画风所取代，花鸟画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和。花鸟画的变格，主要变的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黄氏画格，其主体就是改变了“色”和“线”的关系。黄氏画格是在西域画风的影响下产生的，它主要表现在重色轻线上。崔白之变不仅在“作花鸟必先作线圈”上，而且在用笔上“劲利如铁丝”（《洞天清绿集》）。北宋花鸟画的这种变格其实是在徐熙“落墨为格”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线重新得到重视，成为塑形写神的重要表现形式和手段，这是一次民族风格的回归。首倡变格之风的除了崔氏兄弟和吴元瑜外，还有易元吉、艾宣等。
    宋室南迁后，绘画繁荣势头更是超过北宋，高宗自己工书擅画，在位三十六年间，“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展玩摹拓不少怠”。他重建画院，网罗人才，致使临安画院之盛超出汴梁，尤其是花鸟画，盛况空前。据《图画见闻志》辑录，北宋一百四十六位画家中，花鸟画家三十九人，占四分之一强。而到了南宋，花鸟画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厉鹗《南宋院画录》所辑录的南宋画院九十多位画家中，专攻或兼擅花鸟者就在半数以上。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地理位置的变迁，创作队伍的扩大和人员结构的变化，使得南宋花鸟画从形式风格到表现手法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形式上，北宋那种波澜壮阔的全景式大开幅的画面被小巧精致的折枝小品所取得，尺页、扇面成了流行的表现形式；在风格上，由严谨缜密发展成清新雅丽，处处流露出江南娟秀雅至的诗情画意；在题材上，表现范围逐渐缩小，主要以生活中常见的蔬果、鱼虫、蝉蝶、虫雀、家蓄为表现对象，趋于小型化和精致化；在表现手法上，技巧成熟精致，工整秀丽，没骨与双勾并存、水墨和重彩兼施、工整和简约共行，形成了南宋特有的形式特征，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在南宋大批花鸟画家中，卓有建树者比比皆是，如李迪、林椿、李安忠、法常、吴炳、宋纯、毛松等。
    宋代以后，绘画创作的人文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那种由权贵控制、画工按意图形的职业化倾向有所改变，绘画成了文人墨客酒后茶余抒情写意的手段。“文人画”的兴起将传统绘画所建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和形式语言格局打破，使得绘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处于一个转型和建构期，花鸟画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为了适应形势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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