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废除了五代两宋所建立的画院制度，使得许多文人和画家失去了入仕的途径，大批文人、画家只得隐逸山林，这样画家队伍的性质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人画家不以绘画为职业，只将它作为抒情表意的手段，因此无论在审美原则还是在形式手法上都与宋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审美原则上，文人画家追求情感意蕴，讲究意取不尚模拟，直追“古意”，力倡返璞归真。他们打着“复古”的旗帜，努力在汉唐绘画中寻求简约古朴的气息，开创一种迥异于宋代院画的新画风。元代文人画家的这种艺术观，对工笔花鸟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宋朝那种谨细入微、精工雅丽的院体画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甚至于连工笔花鸟画这一形式也遭到冷落，而另一种浮动着水韵墨香的新形式——写意花鸟画随之蓬勃发展起来。
    元代兴起的写意花鸟画无论在题材上、形式上还是工具材料上都与宋以前的工笔花鸟画有很大的差别：在表现题材上，文人士大夫为了追求“以素静为贵”的境界，表达清逸幽静的理想和标示高洁傲骨的品格，大多喜写梅、兰、竹、菊，并誉其为“四君子”。如被画史称为“元四家之首”的赵孟頫，不仅诗、书、画、印冠绝于代，人物、山水无所不能，竹石、花鸟更是样样精通。他常写竹石以自娱，将书法笔意入画，讲究笔墨的表现力，强调了绘画的书法性，他曾在《秀石疏竹图》上题道：“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赵孟     一家多人钟情于绘画，妻子管夫人亦善画，尤以写竹留名青史。元代以“四君子”著名者还有高克恭、吴镇、柯九思、顾安、郑思肖、王冕等。
    在表现形式上，元代花鸟画也随着文人士大夫的那种不求闻达、不假雕饰和崇尚自然的美学思想而发生变化，因此墨的价值被重新认定。他们逐渐地认识到“墨即是色”的道理，色在花鸟画中渐渐地消淡，水、墨、笔的成分慢慢增强，一种纯粹以墨色的浓淡变化和用笔的轻重缓急表现丰富多彩的花卉形式产生了。墨竹、墨花、墨禽等形式开始流行，形成了元代特有的不以工整雅丽为尚，而以清新淡雅为主的时代特征。不用色彩，纯粹用水墨描花画鸟，虽然不是元人的首创，宋时的赵佶就已尝试过。但在元代，笔勾墨染却成了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并产生了一大批专尚水墨花鸟的画家。如坚白子所作《草虫图》，蟋蟀、蜗牛、青蛙等小动物完全用水墨表现；盛昌年《柳燕图》不施半点丹粉；杨维桢画《岁寒图》，人赞“老墨惊人”；毛伦绘《杏林双鸟图》，沈周叹为“墨花飞舞，似五彩照眼”，而王渊，更是这一形式的典型代表。王渊博采众长，花鸟虽然从黄筌工整阗密、富丽秀美中出，早期也不免受其影响，但他不为成法所拘，学黄而不似黄，后期作品中，几乎见不到前人的身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清新雅淡风格。
    元代花鸟画这种以墨当色的表现形式，一方面是因为受到文人画讲究笔墨、崇尚清新雅淡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工具材料的改变而促使了表现形式的变化。宋代以前花鸟画的载体主要是熟绢，熟绢所特有的经纬纹理和不渗透润化的独特性能使墨、色更容易相互融合，笔迹墨彩的层次较难呈现，往往显得较淡薄，所以要用精勾细染，层层叠加，重色轻墨的方法进行晕染。宋以后宣纸逐渐成为绘画的载体，而纸张（无论是皮纸、生宣还是熟宣）没有熟绢表面光滑，它受墨性能好，不会出现墨滋笔薄的现象，很容易将笔痕墨迹留住，能将笔墨的细微变化呈现出来。纸张的这些特性，大大地丰富笔迹墨韵的表现力，这样，单纯的笔触轨迹和墨彩层次的细微变化就有了可以欣赏的审美价值，水墨也就有了成为独立表现语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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