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线条作为中国工笔画的精髓所在,其不仅可以“绘形写神”,同时,线条本身的提按、起伏、排列、穿插等可产生独特的视觉美感。另外,线条对表现物象的质感、空间感也有独到之处。工笔画的发展如避开线条,那只能是名存实亡。
关键词:
中国工笔画,线条
中国工笔画,在历经了七百多年的低谷后,近十余年来,逐步迎来了一个全面复兴的历史机遇,在绘画领域中具有了稳定的地位。观念的突破性、气息的时代性、形式的多样性、技巧的丰富性无不显示出工笔画的一派璀璨生机。艺术家们吸吮民族精华,采撷外来营养,极大地丰富了工笔画的语言,产生了大量的杰出画家和力作。但从中也可以看到,有些画家一味地追求形式、色彩、肌理等的探索,而忽视了工笔画最基本的也是最关键的命脉——线条的存在,甚至否定线在中国画中存在的必要性。所以,线条在一些画家的作品中已经消失或者被削弱。线条作为工笔画本体的符号特征,其所显现的魅力是其它形式和技巧所无法替代的。
众所周知,中国画塑造物象最根本的目的是传神,最基本的造型手段是笔墨,而其中以线造型是中国画艺术表现的灵魂。中国画的笔墨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一方面与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性相联系;另一方面,它又与中国绘画工具的特殊性能相联系。经过历代画家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产生了完全有悖于西方绘画而形成的一套完整的独立体系。
中国画的用笔,在古代绘画里,主要是指线条的应用。早期中国画的发展,可以说是线条的发展。线条的功能不仅仅是画家用以抽取、概括自然物象作为造型的基本手段,更重要的是线条在画家传达情感作媒介时所呈现的审美价值。从现存的历代工笔画作品中和绘画理论中,可以看到线条在传统工笔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独立的美学价值。现存最早的战国时期的帛画《龙凤人物图》,已具备了工笔画的雏形,其采用单线勾勒的方法表现形象,用线挺劲,造型精到,这似乎可以说明,
中国画的开始即确立了以用笔为造型的主要表现技法。在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等作品中,其人物、道具以单线造型,同时辅以墨色渲染。后人称其勾勒轮廓和衣褶所用的线条“如春蚕吐丝”,也形容为“春云浮空,流水行地”。其线条细密精致,联绵不断,悠缓自然,并富有匀和的节奏美感,
其笔调传达出一种从容不迫、娴静悠闲的情绪。可见当时用笔技法已达到相当成熟的境地。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等作品,或是笔法圆劲,细若游丝;或是落笔流畅,文理紧窄,始终保持着以线条为骨干的传统绘画固有风格。线条的美感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张扬。到了唐代画家吴道之,他把线条的表现模式大大地拓展,其作品中的线条感情激越,富于粗细顿挫、快慢转折的变化,宛转而有节奏,表现了强烈的动势和运动感,取得了“天衣飞扬,满壁飞动”的艺术效果。宋代杰出画家武宗元的《八十七神仙卷》,其以圆润挺秀的线条刻划人物的神态和在风中飘动的旛旗、裙裾、飘带、花枝等,气势浩荡,描绘出庄严而又流动活泼的节奏和韵律。宋代另一画家李公麟,在线条的运用上把挺劲的铁线描融入传统的细笔游丝描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即“纸本白描”。其作品《五马图》,用单线勾勒出马的整个外形轮廓,身体的重量感、各部分的质感,甚至光泽的印象,线条的表现力得到充分的释放,“气韵本乎游心,神采生于用笔”。在绘画论著上,谢赫的《古画品录》中,提出了“六法”论,把“骨法用笔”列为第二法,这里所谓“用笔”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绘画技法,线条也不是简单的勾勒物象的框架,而是指笔墨内在的力度。线条在刻画主体媒介的同时,它自身便显现出创作主体的情趣气度,因而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
工笔画的线条不仅能绘形写神,对处理质感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古代绘画作品中也可见一斑。五代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其人物的皮肤、胡须、衣纹以及家具的线条各有变化,皮肤的线条流畅挺拔,胡须的线条飞扬飘逸,衣纹的线条舒展自然,家具的线条挺括刚劲,准确有把握了物象的特点。再如南宋画家马远的《水图》是十二幅专门描绘水的杰作,作品用非常简练的线条描绘出水流的方向、速度、动势、回旋等,有湉湉流水,有波涛汹涌,有迂回盘旋,各种水态,维肖维妙,十分动人,这里的质感,不仅仅依靠轮廓的特点,更主要借助于线条的变化。传统的绘画,尤其在人物画中,为了更准确地表现衣纹等物象的质感,把勾线归纳为“十八描”,每种线都对物象美感特征确定形式,并根据线条的形状特点,起了一个象形的名称,如铁线描、钉头鼠尾描、枯柴描、枣核描、折芦描、蚯蚓描等等。黄宾虹说:“描法的发明,非画家凭空杜撰,乃古代画家在写生中了解物状与共性质所概括出来的。如画瀑布多用钉头鼠尾,钉头重起笔,因瀑出口,有千万斤之力在转折,故起笔要重,否则便不能描出飞瀑之倾泻;又如画年老者脸部,因皮肤多皱纹,故宜用解索描;倘画仕女即不适用……”。“十八描”大体分为三种线条类型。第一类是以“铁线描”为代表,其特点是粗细均匀,圆劲沉着,富有弹性。顾恺之的用笔属于此类。第二类即“兰叶描”,这一类描法的线条富于粗细、刚柔、轻重、虚实的变化,用笔虚实运转,时快时缓,所以非常生动活泼,雄健有力,对后来的人物画的影响较大,“十八描”中多数属此类。吴道之的线描即采用此法。最后一类是“减笔描”和“枯柴描”,都是以简炼的线条概括对象的一种描法,它基本上超出工笔画的范围,属写意中的一种画法。(1)“十八描”是前人对线条运用总结的程式,对今仍有学习价值,但并非在我们今天,如要表现某种物象时就得用某种描法,这样必然会导致公式化、教条化。画肌肤也不一定要用游丝描,即便使用,也由于所刻划对象的不同,或者画家情绪、个性、修养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再有现代表现的题材拓宽,形式的多样,对线的要求也有所改变,所以对于古人的描法,只能有选择地借鉴和继承,不能生搬硬套,否则工笔画则难以向前发展。
中国画在空间的构造上,也是通过线条来表现的。中国画除了界画借助于散点透视外,其它如人物、花卉、草虫、走兽都是以线的穿插、疏密、浓淡、虚实等来达到中国画所特有的空间意象。工笔画的线着重捕捉形体的外轮廓和面与面的相接、转折、起伏(有人称之为内轮廓)的变化,“用笔起伏成实”。因没有象西画中的透视法和光影法的参与,所以对用以表现形象空间的线条的描绘,慎之又慎。线条的穿插,可以交待出物象结构前后的来龙去脉;线条的疏密,可以引导出视觉的主次空间;线条的浓淡,可以表现出物象的深浅的层次。所以,也正是这种种线条组成的平面化空间的艺术处理手法,才构成了中国画特有的面貌。
工笔画的线条自有其美感,但对线条的掌握并非易事,古人对在用笔中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三病”。在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提到:“画有三病,皆系用笔。所谓三者: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结。版者腕弱笔痴,全亏取与,物状平扁,不能圆浑也。刻者用笔中疑,心手相戾,勾画之际,妄生圭角也。结者欲行不行,当散不散,似物滞碍,不能流畅也。”第一病版者,是属于用笔技巧的问题,即用笔的腕力不足。第二病刻,即心与手之病,即不能达到心手合一的境地。第三病结,则其根源在于心理上的障碍。(2)这种理论在今仍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工笔画的线条不是万能的,其特性也正是其局限性。它对于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的世界的描绘有时也力不从心。所以工笔画线的不足,可以通过色彩的渲染、肌理的掺入等来弥补。所以,要把工笔画推向一个暂新的高度,除了必须拓宽线条本身的表现力之外,还要对其它画种以及外来艺术广收博采。
艺术的创新,离不开学习和借鉴。纵观中外美术史也都无一例外。时代在前进,面对着传统和外来艺术,如何的吸收和扬弃,这是每个艺术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周韶华先生说:“单方位继承是僵化的危机,全盘西化也是一个陷井。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借鉴与互补的参照中找到融会点,并根植于本土文化中”。中国画作为东方艺术的主流,自成体系,极具个性,与其它外来艺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中西艺术的发展,应该是两条平行线,同时并存,向前延伸。现代有些艺术家一味强调艺术的全球化,与国际接轨,好象只有中国画西式化,才是中国画发展的唯一出路,这显然是东施效颦。笔者始终坚信一句老话:没有民族性,就没有国际性。线条作为中国工笔画的精髓,其光辉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进一步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 陈兆复著,《中国画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何楚熊著,《中国画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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