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许多描绘动物的记载，如《周礼》“周画九旗”中就记载有“熊虎”、“鸟隼”、“龟蛇”等动物题材，韩非在论绘画题材的难易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犬马”等，但是，这些记载都与作为一个独立画科的“花鸟画”无关。最先提出不同画科门类概念的是顾恺之，他在《魏晋胜流画赞》中将绘画分为四大类：“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在他的这一分类中，最明确的是“人物”和“山水”，“台榭” 也比较清楚，就是用辅助工具绘制的“界画”，而最难界定的就是这个“狗马”了，它是“花鸟”吗？肯定不是，顾恺之所指的“狗马”是指人们常见的家畜类动物，不包括蝉雀、草虫、飞禽类野生动物，更不包括花卉等植物。事实上，“狗马”将“花鸟画”中两个最基本的题材内容排斥在外，也即“花”和“鸟”，因此它只是“动物画”，而不是“花鸟画”。其后的谢赫也没有明确地提到“花鸟”，他仅在《古画品录》中提到了顾骏之、刘胤祖、丁光的“蝉雀”和刘绍祖的“雀鼠”。虽然从顾恺之的“狗马”到谢赫的“蝉雀”在题材的广泛性上是一个飞跃，但所有这一切，都还局限在动物的范畴中，并没有涉及到“花草”等植物。顾恺之和谢赫的这些记载，实际上是当时绘画状况的真实反映：动物还是绘画表现的主要题材，植物，尤其是花卉，还没有成为绘画描绘的主题，这一点我们从唐·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史》中也可以得到佐证。《贞观公私画史》中记载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作品，其中涉及“花鸟画”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蝉雀图》、《斗鸡图》、《猕猴图》、《木雁图》、《虎啸图》、《孔雀鹦鹉图》等动物画，只有一幅谢稚的《杂竹样》是植物画，但还不是花卉。虽然我们今天很难目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些作品，但将各方面的文献记载综合起来考证可以发现：当时绘画所表现的动植物题材还比较单一，动物主要集中在蝉、鼠、鹿、鸟、雀等方面，它们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表现的“杂鸟兽”、“杂异鸟”和“杂禽兽”等带有祥瑞色彩的吉祥动物；植物相对动物来讲要少得多，主要是描绘在洞窟、寺院的宗教壁画上的藻井、莲座、边饰和一些丝绸、器物等上面的装饰纹样，表现的也仅仅是莲花、“宝相花”等具有装饰性和宗教色彩的花卉。“鸟”和“花”没有作为独立的主体去表现，因此，从“花鸟”这一特指题材的角度看，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花鸟画”，有的只是“狗马”等动物画，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花鸟画”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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