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是我国文学艺术百鸟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时期，绘画艺术蓬勃发展，绘画题材在外来影响下不断拓宽，植物也逐渐地成了绘画表现的对象，画花渐成时尚。 “花鸟”一词几乎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同时代的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和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但是，无论是朱景玄还是张彦远，他们所说的“花鸟”并不是我们今天“花鸟画”的概念，更不是一个画科的专有名称，而只是“禽兽画”门中的一个小画目，它内涵较小，仅指花卉和小鸟等。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的序中明确地说明：“夫画者，以人物居先，禽兽次之，山水次之，楼殿屋木次之”，他将绘画分为“人物”、“禽兽” 、“山水”和“楼殿屋木”等四门，并没有“花鸟”门。他的这一分类法实际上是延续了顾恺之的分类，所不同的是他在顾恺之“犬马”的“兽”上增加了鸟类“禽”，但“花”这一特定题材还没有出现在其中，“花鸟”这一名词仅仅在他记叙不同画家的各自表现题材时才出现。如他在描述边鸾时写道：边鸾“最长于花鸟”，但是“草木、蜂蝶、蝉、雀，并居妙品”，从这段记叙中可以看到，相对于“花鸟”，其它还有 “草木”、“蜂蝶”、“蝉雀”等几个并立的画目，由此可见，“花鸟”在当时还没有独立成为画科。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也没有直接将中国绘画进行分门别类，他仅仅在说从唐初（公元618年）到大和元年（公元847）的“二百三十年”间人才辈出，“但取一技可采，谓或人物、或屋宇、或山水、或鞍马、或鬼神、或花鸟”，从张彦远的论述中不难看出，“花鸟”和“鞍马”、“鬼神”一样，仅仅是“一技”，而不是“一科”，因此可以肯定：虽然唐代实际上已有“花鸟”画，在形式技巧上还有所创新，但在理论上尚未得到及时总结，因此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花鸟画”科。
    虽然从文献上还无法找到唐代已具有“花鸟画”科的记载，但事实上，在唐代，画花绘鸟却方兴未艾，以花和鸟为表现主题的绘画比比皆是。唐代的“花鸟” 还处于一个兼收并蓄的建构阶段，它既有传统的线条造型的基础，又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确立的“谨细入微”的手法，同时又融合了大量外来的表现形式和风格，逐渐形成了一个西为中用，中西兼容的新画种。唐代早期的花鸟画明显地受到西方的影响，唐初描绘花卉的画家，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吐火罗国（今新疆吐鲁番、焉耆、库木一带），如尉迟父子、兄弟等，他们就是直接来自于阗。他们的涌入，不仅带来了大量的工艺品、金银器皿，还带来了“皆是外国之象”的“人物、花鸟”画（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我们从唐代遗留下来不多的绘画作品中，如日本正仓院收藏的《花鸟屏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六扇屏风《花鸟图》和大量唐代金银器装饰图案上可以明显地体察到这种影响。直到唐代中后期，以边鸾为代表的“折枝花”形式的出现，才逐渐地摆脱了这种影响，形成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形式风格。
    作为一门具有专有名称的独特画科，“花鸟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到宋代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唐代虽然早已有“花鸟”名词的出现，但它仅仅是“禽兽”门中的一个目。直到宋代，郭若虚根据当时绘画的表现题材，在他所著的《图画见闻志》“纪艺中”记叙当时“业于绘事驰名当代者一百四十六人”时，将他们按“人物、山水、花鸟、杂画”等四门划分，从此，“花鸟画科”在理论上才得以确立。

版权所有，转录必究